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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wèi)組織宣布歐洲成為新冠肺炎疫情“震中”之際，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提出的“讓六成人染病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方法令國際社會大跌眼鏡。盡管英國衛(wèi)生大臣后來強調，這是一個科學概念，并非他們的目標或戰(zhàn)略，然而唐寧街10號依舊深陷采取“投降政策”的巨大質疑中?！叭后w免疫”在現實中的可行性有多高？如果英國推動實施該策略，這對中國等采取嚴防嚴控舉措的國家來說是否意味著巨大風險？16日，美國最知名的全球公共衛(wèi)生問題專家之一、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wèi)生高級研究員、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在接受《環(huán)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對“群體免疫”這一概念做了系統(tǒng)性解讀。

環(huán)球時報：您認為“群體免疫”策略在現實中的可行性高嗎？有哪些關鍵要素需要被納入考量？

黃嚴忠：“群體免疫”本身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即或通過疫苗、或通過感染后康復，使足夠大比例的人口獲得免疫能力，進而阻止病毒的進一步傳播，并保護高風險或脆弱群體。概念本身并不是一個問題。然而在現實中，要實踐“群體免疫”必須滿足一系列條件，其中包含諸多前提與風險因素。

首先，采取這一策略的政府必須能將高風險和脆弱人口隔離開來，保證病毒主要只影響我們所說的低風險人群，通常也就是健康、年輕的人群。能否做到這一點存在極大的疑問。

第二，你必須保證病毒保持穩(wěn)定，不發(fā)生變異。假如病毒發(fā)生變異，突然變得也能夠對年輕健康人群有較強攻擊性、這個群體的重癥和病亡率升高的話，那么“群體免疫”就失去了意義。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就對年輕人的傷害十分大，致死率在不同年齡段的分布曲線呈W型。

第三，在實踐中，你還必須保證“群體免疫”的過程中不發(fā)生對醫(yī)療資源的擠兌，保證新冠病毒在“延緩”戰(zhàn)略過程中保持傳播的穩(wěn)定，且不能有其他疾病的較大暴發(fā)，否則都會產生對醫(yī)療資源的需求，進而使“群體免疫”無法真正有效。

所以我同意有觀點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場豪賭，有些一廂情愿的意味在里面。

環(huán)球時報：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推動“群體免疫”有哪些風險？一個國家能否做到精確控制相關現實因素與這些風險？

黃嚴忠：歷史上絕大多數“群體免疫”是通過疫苗來達到這一目的，我尚未聽說過有任何國家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有意識地將“群體免疫”作為一項策略來推動。

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實施“群體免疫”存在很多風險。第一，即使整體上60%甚至70%的人口已通過感染獲得對病毒的免疫力，但這依舊無法避免某個特定地區(qū)或特定人群沒有獲得“群體免疫”，而該地區(qū)或群體只要有一個人感染，就可能迅速形成社區(qū)傳染。如果這種局部的聚集性感染同時發(fā)生在多地的話，仍然可能對醫(yī)療系統(tǒng)造成較大壓力。

第二，根據英國政府的思路，已出現感染癥狀的患者應居家隔離，避免傳染給其他高風險人群。但我們已經知道，新冠病毒有無癥狀、但有傳染能力的患者，這就意味著病毒傳播給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是很難避免的。

第三，英國政府也提出，要加強對70歲以上老人的隔離與防護。但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做到這一點。英國的老年人口占其全國人口的18%，怎樣在較長時期內——比如6個月內——完全隔離這么大規(guī)模的人口？即使是在養(yǎng)老院里，也有照顧他們的人，而這些人通常更年輕，并且和社會其余人群有密切接觸。

第四，“群體免疫”思路的一個關鍵是延緩疫情傳播的速度，把感染的高峰壓下來，但還是無法避免高峰到來。在疫情傳播高峰期間，依然有很多人需要進ICU，并在ICU待相當長的時間。目前英國的重癥床位應在4000張左右，無法完全排除高峰期間醫(yī)療系統(tǒng)面臨擠兌的風險。

環(huán)球時報：英國如果推動“群體免疫”，對中韓等采取嚴防嚴控措施的國家是否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黃嚴忠：這確實會為中韓等國帶來新挑戰(zhàn)。尤其是若有更多國家有意仿效英國的做法，或無意但在實際中形成了類似局面，中國可能須在未來數月里繼續(xù)維持甚至強化管控措施。事實上，防止境外輸入性風險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抗疫最大的挑戰(zhàn)之一。

更糟糕的情形是，萬一病毒在這些國家傳開、很大一部分人真的獲得免疫力，而中國卻因絕大多數人從未被感染而對病毒缺乏免疫力，這就形成“免疫落差”，如同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旦決口或放開控制，容易形成大流行。這種情況不是沒有先例。16世紀初大部分歐洲成年人已獲得對天花病毒的免疫，而美洲印第安人從未接觸過該病毒，數百名歐洲殖民者傳入的天花病毒讓300萬印第安人喪生。

在此情況下，中國須加快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研發(fā)進度，爭取在較短時間內使國內大部分人都能接種疫苗，同時幫助其他國家控制疫情。

環(huán)球時報：一些英國科學家認為，新冠病毒或許在今冬或明年卷土重來，所以只能靠“群體免疫”，這是無奈的選擇。您怎么看這一說法？

黃嚴忠：歷史上流感的全球大流行的確有過第二波、第三波，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但這并不一定適用于冠狀病毒，所以只是一種假設。

在這個假設下，“群體免疫”是唯一的選擇嗎？其實我們可以發(fā)現，即便是英國，其所謂的“延緩”策略也不是單向的，最終還是要在對人群的“最大保護”和對社會運轉的“最小破壞”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一方面加強社會阻隔和檢測，另一方面阻止最糟糕的后果，即集中資源用來救治重癥患者。

環(huán)球時報：您如何看待“群體免疫”的倫理道德爭議？

黃嚴忠：在理想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應該得到醫(yī)療照顧，但現實往往難以做到。即便能做到精確推動“群體免疫”，仍然會有犧牲。雖然病毒在年輕人中的致死率較低，但如果乘以一個比較大的基數，依舊是一個非常大的死亡數字。還有一些更敏感的問題，比如當不得不在年輕患者和老年患者中做救治選擇時，前者是生產力的創(chuàng)造者，后者是社會資源的使用者，如果因此要先救治年輕人，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但不能排除決策者可能有這些考量。

環(huán)球時報：德國總理默克爾警告說，該國60%至70%的人可能會被感染新冠病毒。有人認為，德國應對疫情的思路和英國相似。您對此認同嗎？意大利等歐洲其他國家與英國的“打法”有何異同？

黃嚴忠：德國的做法和英國有些類似，兩者的策略是基于同一個認知：“圍堵”病毒的黃金時間錯過了。不過德國的做法要更積極一些，因為它有比較發(fā)達和完善的醫(yī)療保險體系，所以在疫情暴發(fā)初期做了更多檢測，也讓更多病例得到及時治療。不過正如之前所說，由于德國的認知是基于無法完全“圍堵”病毒，所以現在他們的策略更多注重“緩和”。意大利則偏重于“圍堵”，也相對更類似于中國的策略。但是意大利的老年人口比例是23%，比英國的18%和德國的21%都高，所以其醫(yī)療資源的壓力和致死率本身可能更高。另外，意大利此前雖然宣布了緊急狀態(tài)，“封城”等措施聲勢聽起來挺大，但實際上漏洞很多。所以現在意大利醫(yī)療系統(tǒng)過載的情況非常類似于2月初的武漢。

環(huán)球時報：您能否總結一下美國應對疫情的“打法”？您如何評價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的表現？

黃嚴忠：美國和不少歐洲國家一樣，最初輕忽了病毒的風險和危害，沒有從一開始就積極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現在可能已錯過防控的黃金窗口期。

美國疾控中心官員大約在八九天前承認，病毒已擴散，發(fā)現并救治每一個感染者很難做到，所以提出把策略從防止蔓延轉向降低病毒蔓延帶來的危害，這種危害既包括對人民健康的危害也包括對經濟的危害。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在前段時間不斷淡化病毒的風險。

特朗普的應對方法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其他國家，應對疫情不僅是一個公共衛(wèi)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所以特朗普的做法遭到很多批評，這些聲音把特朗普往回拉了一下，繼續(xù)采取一些圍堵措施。美國抗疫的挑戰(zhàn)之一是其醫(yī)療保險的普及率不是特別高，導致一些人因為費用問題不愿去做檢測?，F在費用問題正得到解決，但還缺乏大規(guī)模檢測能力。

環(huán)球時報：中國用方艙收治輕癥患者的措施在歐美國家是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黃嚴忠：方艙的目的更多在于隔離，而非治療。有些輕癥患者在家也可治愈，但這會帶來與家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尤其當住房較為狹小的時候。對于美國來說，大部分家庭的居住空間較大，此時家庭內部交叉感染風險比較容易避免，因此對方艙的需求沒有那么高。

從可行性上來說，方艙需要大量醫(yī)護人力資源，美國是否有能力像中國那樣從各地集中調動這些資源是一個問題。此外，中國當時在武漢建方艙的背景是，疫情在武漢已非常嚴重，但在全國并未有那樣大規(guī)模的傳播。現在美國是各個州可能都已經傳開，這時把醫(yī)護資源從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個地方也不太現實。